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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利拥有150万人、220万亩耕地，是人口大县、农业大县，一直是“三农”问题焦点。2002年，为解决农民负担重、县乡财政穷、工作矛盾多、发展困难大等问题，该县曾开展闻名全国的农村税费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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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8月初，监利启动合村并组改革工作，全县638个村减至323个，减少315个，减幅49.4%。10月底，所有新的村名、路名、村部指示牌全部安装到位，目前正在进行农户门牌号码的制作与安装等“扫尾”工作。

监利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锋介绍，在此过程中，没有出现一例恶意阻挠和操纵破坏改革的违纪违法行为，没有出现一例在改革中不作为乱作为的事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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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继农村税费改革之后，监利成功进行的又一次农村重大改革。

因村部建设引发的改革

此次合村并组的起因是村部建设。

7月，省和荆州市先后召开基层党建“整县推进”现场会，要求所有村部3年之内必须达标—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至500平方米。

荆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肖业辉介绍，此前农村村部普遍面积较小，不少村甚至没有村部，群众找干部办事只能到家里找。在服务职能下沉、阵地建设加强的要求下，村部建设成为基层组织建设当务之急。

荆州市要求，2018年7月1日之前，所有村部建设必须达标。据匡算，新建一个300平方米的村部，至少需要120万元，监利全县638个村总共需要约7.6亿元。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
合村并组，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。

改革从8月1日启动，在制订方案时，监利县统筹考虑了合并村的历史渊源、水系自然、地理位置和资源配置等实际，特别重点考虑的是：合村并组多大规模合适？

县委反复权衡，最终决定：根据当前农村治理能力现状，合村后多数村的人口规模为3000人至5000人，以4000人为主。

监利县委书记黄镇说，以前，农村治理以监管为主，村干部要向农民征收公粮税费、组织农民防汛抗旱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村级规模小有利于监管。现在，农村治理以服务为主，服务职能要下沉到村到户，村的规模适度有利于提高服务效率。

基于这种考虑，该县131个千人以下村全部列入拟合并对象。

尊重民意，确定方案

监利县委定了个原则：强村并弱村，先进村带后进村，但最终以民意为主，不搞“拉郎配”。具体操盘由乡镇负责。

福田寺镇党委书记鄢来平说，合村并组有四项任务，概括起来就是“四选”——选村、选人、选址、选名。“选村”就是跟谁合，“选人”就是谁当新村书记，“选址”就是在哪里建村部，“选名”就是新的村名叫什么。“充分尊重民意，让农民自己选择。”上车湾镇党委书记邵瑶瑶说，改革中，每个村都召开了4次大会，分别是村干部会、党员大会、群众大会、合并大会。每次开会包村干部都会发一张表，由村民自己填。镇里根据村民意愿，选择得票最多的方案确定下来。

在此过程中，只出现过个别反复。

按原定方案，红城乡姜铺村与荷花村合并。开群众大会时，姜铺村所有群众表示反对。他们提出：如果与荷花村合并，小孩就要从现在的县城学校红城小学转到农村学校刘铺小学。为此，红城乡党委书记黄祥多次进行协调，最终姜铺村和邓王村、王湖村三村合一，荷花村与杨垸村合并。姜铺村小孩上学就不用转学校了，群众表示满意。

合村以后，谁当书记？

在合村并组过程中，受影响最大的是村干部，特别是村支书，所以监利县把选准新村书记作为重点工作来抓。

县里定的原则是“能力强的年轻干部上”。现实情况是，有些地方原来的书记们都想干，矛盾不可避免。

三洲镇党委书记朱勇说，现在村支书待遇提高，按乡镇副科级发工资，一年大约4万元。很多村支书都有自己的“产业”，工作、生产两不误，村支书这个岗位在农村还是有吸引力的。

上车湾镇新垸村由原重阳村和烟墩村合并，重阳村的书记年轻，烟墩村的书记经验丰富，两人都想干，党员群众也是各选各。怎么办？

“合村不合心”就会产生“块块主义”，这对合村并组极为不利。镇党委研究决定，向新垸村派出一名优秀机关干部任书记，让改革平稳完成。

监利县新合并的323个村中，绝大多数新书记都是在原来村支书中产生，由乡镇机关干部兼任新村支部书记的有24个。新书记产生后，原来的书记自动变成副职，工资待遇不变。

县里特别规定，合村并组后所有村干部照常工作，等到明年村“两委”班子换届，根据上级精神核定职数，再由村民选举确定具体人选。根据上级组织部门确定的方案，村干部人数一般是5人，据此计算，全县村干部明年将会减少1500多人，占比约50%。

李锋认为，监利此次合村并组，农民利益没有受损，干部待遇基本不变，村级债务锁定，项目资金不减，因而顺利稳定。

改革效应，很快显现

李锋介绍，最近5年，监利县城面积增加了10平方公里，达到33.63平方公里；县城人口净增8万人，达到45.29万人。5年来，全县农村人口减少17.65万人，现在约61.35万人，“空壳村”越来越多，“合村并组，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。”

合村并组效应很快显现出来。

生产矛盾得到解决。福田寺镇福田村由项杨、福田、苏尹三个村合并，共享一条幸福河。合并前，三个村各自在河上修闸拦水建泵站，抗洪排涝摩擦不断；合并后，村里在幸福河上下游各修一座泵站，解决了排水抗旱矛盾。

发展矛盾得到解决。“美丽乡村建设”要求整合资源统一规划。白螺镇杨林山占地600亩，周边6个村都有份，看到山上天妃庙香火旺，各村派人守庙分钱。由于每个村都坚持“不能整好你的田，挖坏了我的沟”，高产农田整理项目难以落地。六村合一以后，杨林新村统一资源，“美丽乡村建设”加速，目前，508万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落地，900万元高产农田示范田获批，杨林山整体开发也获得客商青睐。

土地流转矛盾解决。周老嘴镇滩河口村由曾王、赵港、金光村合并。原先，三个村都有低洼湖田，分散经营，没有规模效益。招商引资没人来，因为老板们租田动辄成千上万亩，一个村根本满足不了。三村合并后，村里统一发包，流转价格由每亩平均300元涨到600元，村集体收入增加，村民也因此受益。

行政成本大大降低。以红城乡沙洪村为例，该村由炉火村等5个村合成，村干部由原来19名减少14人。每名干部年均收入2万多元，减少14人就可减少工资开支约30万元；每个村每年办公经费5万元，减少4个村就减少办公支出20万元；减少4个村就少建4个村部，可节省近500万元。

据监利县委初步测算，本轮改革，监利全县合村315个，仅村部建设资金，可节省3.78亿元；大约减少1500名村干部，减少工资性开支3000万元，两者共计约4亿元。

观点碰撞

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认为，当前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公共服务愈来愈多进入农村，乡村治理呈现服务化趋势。作为公共产品，服务需要一定规模，规模过小导致资源浪费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合村并组有其合理性。

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贺雪峰则认为，中国农村是“熟人社会”，村组是历史产物、基层建制单位，合村并组会打破原有村组长期形成的历史格局，破坏农村社会治理的传统基础。

对此，李锋认为，“熟人社会”是基于农村封闭状态而言，现在农村条件大为改观，“朋友圈”越来越大，“熟人社会”理论土壤已不复存在。合村并组是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治理的必然要求，符合农民群众愿望。